我有一次出席某个颁奖晚宴，邻座是某个古乐团的首席，我们开始聊指挥家，尽管她对那些人的态度通常不屑一顾。我问她对自己早年在英国爱乐乐团的经历有什么深刻回忆，突然间，她的眼睛闪闪发光。“我们那时有奥托·克伦佩勒，从来没有人能让我们演奏出那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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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西蒙·拉特尔爵士那里也听到过类似的赞赏，他可不是那么敬老的人。拉特尔提到指挥英国爱乐乐团的经历时说：“尽管我努力尝试过，但无法从他们的手指中再现克伦佩勒那种声音。”
克伦佩勒在五十年前的那个7月去世，享年88岁，女儿洛特在瑞士家中照顾他的晚年。洛特本身也是一位迷人的人物，她在二十年前的7月于同一个地方去世。
奥托·克伦佩勒
华纳古典音乐推出的克伦佩勒管弦乐录音套装包括95张CD。这远远不是一个全面的展示。将在10月发行的另外一套唱片收录了他指挥的歌剧和清唱剧，包括在科文特花园那激动人心的《费德里奥》。从19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克伦佩勒是唱片业最多产的指挥家之一。然而在1950年前后，人人都认为他已经完蛋了。多亏了洛特，他的故事才能成为音乐史中最了不起的复活奇迹之一。
克伦佩勒管弦乐录音套装
克伦佩勒在汉堡长大，20岁的他曾经在奥斯卡·弗里德演绎马勒《第二交响曲》时指挥后台乐队。马勒给过他一些音乐上的提示——“如果听起来不对，就改掉它”——还有一张纸条，说他“注定要从事指挥家的工作”。虽然他从未像奉承逢迎的布鲁诺·瓦尔特那样亲近马勒，但克伦佩勒在精神上更接近他——热情、冲动、自我准则极高，甚至到了自我伤害的程度。克伦佩勒曾经在英国的一次电视访问上这么说：“瓦尔特博士是一个道德家，而我是一个反道德家。”
1917年他在科隆担任音乐总监时，曾经指挥过普菲茨纳的《帕莱斯特里纳》的第二次演出，瓦尔特几个月前在慕尼黑将这部作品首次搬上舞台。作曲家贝托尔德·戈尔德施密特听过这两场演出，他说那就像听到了两部不同的歌剧，它们之间的联系只是音符。
1927年到1931年，克伦佩勒在柏林时，运用全白的舞台背景和大胆的无调性音乐，把克罗尔歌剧院变成了现代歌剧的产房。被希特勒放逐之后，他争取到了一场与纽约爱乐乐团合作的音乐会，但结果是在半空的卡内基音乐厅指挥马勒的“复活”交响曲。克伦佩勒悄悄跑去了洛杉矶。那里有一位演出管理者曾经高兴地对他说：“我们相处得很好，从今天起，你可以叫我桑德拉，我将叫你奥托。”克伦佩勒的回应是：“你可以这么叫，但我不会来。”（至少洛特是这么告诉我的。）
脑瘤手术救了他的命，但留下了语言障碍与局部偏瘫的后遗症。躁郁症时常爆发，他被关进了精神病院，还曾翻墙逃跑过。他对女性颇有威胁。马勒的女儿安娜告诉我，克伦佩勒曾经围着桌子转圈追着她，直到她问他巴赫某部康塔塔中的乐谱标记，才让他停下脚步，并得到了一个清晰的答案。洛特给还在床上的克伦佩勒送早餐时，他会介绍他前一晚的床伴，尽管此时他已经忘记了那人的名字。他有一次想在床头的威士忌酒杯里掐灭一根烟，结果烧伤了自己。他是急诊部的常客。
二战之后他曾经指挥布达佩斯歌剧院的三个演出季，被打上共产主义者的标签，并导致他的美国护照被没收。60岁的克伦佩勒几乎走投无路。此时三位救星出现了。聪明的经纪人罗纳德·威尔福德把他送去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做指挥，远离喧嚣来恢复他的信心（我听说威尔福德与洛特有过一段情，但她拒绝证实）。百代公司的制作人沃尔特·莱格把他召到了伦敦，急需以克伦佩勒取代卡拉扬，来引领他的全明星爱乐乐团。指挥家和乐团一见如故，一个传奇由此诞生。只有托马斯·比彻姆能够比克伦佩勒更频繁地在各种音乐轶事中担当主角。
洛特也在那里，保护他免受职业骗子、浪费时间的人和幕后操纵者的伤害。她给我写了三页密密麻麻的事实更正笔记，对伊丽莎白·施瓦茨科普夫回忆录中满怀宠爱地提到口是心非的莱格的部分进行了修改。他曾经在一次录音中气急败坏地喊道：“洛特，你个骗子！”洛特在需要时总会挺身而出，表现出她父亲的严谨，并附上一丝嘲讽的幽默。伦敦国家肖像馆的墙上还挂着他们两人坚定地坐在一起的照片。
伦敦国家肖像馆收藏的克伦佩勒与女儿照片
在华纳这套近百张CD中，音乐上饱含亮点，令人失望的东西不多。一套贝多芬的序曲能给人带来几乎和交响曲全集一样的激动。梅纽因对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的演绎概括了两人的怪癖，以及他们对更高目标的共同信念。克伦佩勒表述了音乐中的无意识。
克伦佩勒的布鲁克纳是否比他演绎的勃拉姆斯更重要，这将是音乐家们永远争论的话题。他让伦敦首次沉浸于布鲁克纳的最后一部交响曲中，这样的经历堪比受洗。他的海顿和莫扎特时而活泼时而慵懒，永远无法预测。理查·施特劳斯听起来几乎像是现代音乐。斯特拉文斯基和柴可夫斯基则像是一出生就分开的一对连体婴。没有哪位指挥大师能以克伦佩勒的方式重新想象音乐。
他只有四部马勒交响曲录成了唱片——第二、第四、第七与第九——认为其他不值得录制发行。伯托尔德·戈德施密特曾经劝说他坐下来听完他自己的马勒《第三交响曲》的录音。克伦佩勒认真听完后，只是像阿特拉斯那样，耸了耸肩。这个套装中的《大地之歌》分不同阶段录制，克里斯塔·路德维希和弗里茨·旺德利希从未在录音室相遇过，这在唱片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他临终前最后几年，他曾经拉着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去大理石拱门的犹太会堂参加赎罪日的仪式。他坚持认为，虔信对于一个伟大奥秘的解释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克伦佩勒的希伯来语名字是纳珊（Nathan），施予者。我们永远对他有所亏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