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鲍伊（David Bowie）二十多岁的身影从银幕上转向世界，如果你观看足够长的时间，他会被其他人物、其他图像所取代，其中包括已故的英国女王，她坚定的坐在缎子沙发上，身边是她最喜欢的柯基犬。突然间，柯基犬似乎动了动耳朵……
这是对新开放的英国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NPG）的展出现场感受。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澎湃新闻获悉，经过三年闭馆、耗资4100万英镑的大修后，英国国家肖像馆在2023年6月底重新开放，入口处巨大的两层投影中闪烁并变幻着各种图像，某些经常被遗忘在角落的收藏再次进入人们视野，一切似乎发生着改变，但它的初衷并没有改变。英国国家肖像馆馆长库里南说：“我们在这里发起对话，然后就交给大众来进行辩论。”
透过色彩大胆的展厅，看尽头约书亚·雷诺兹在1776年为英国第一位来自波利尼西亚的访客麦 (Mai) 绘制的肖像。
2015年，37岁的尼古拉斯·库里南（Nicholas Cullinan）被任命为英国国家肖像馆馆长（并于次年春天上任）。库里南来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现代与当代部门，之前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担任国际与现代艺术策展人。他最初的计划是建立一个学习中心，但这导致了更雄心勃勃的计划——重修展厅、重新悬挂藏品，然后包括建筑、藏品、视觉识别等一系列整体改造开启。
英国国家肖像馆重新展示收藏。
英国国家肖像馆选择了负责泰特圣艾夫斯馆（Tate St Ives）扩建和剑桥凯特尔斯院（Kettle’s Yard）翻修的杰米·福伯特（Jamie Fobert）作为首席建筑师，并聘请尼森·理查兹工作室（Nissen Richards Studio）协助，其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定位的改变。肖像馆的建筑由慈善家威廉·亨利·亚历山大（William Henry Alexander）于1896年建造。为与隔壁英国国家美术馆的风格协调建筑师伊恩·克里斯蒂安（Ewan Christian）将主入口转向考文特花园。如今福伯特则将北立面打造成了一个比原来更庄严壮观的入口，而原来面向圣马丁教堂和特拉法加广场的入口现在更像是一个侧门。在内部，曾经是临时展览空间的区域现在成为通往翁达奇馆的门厅，各个时期肖像的雕塑陈列于此。
英国国家肖像馆新的前院。
从新入口径直走入，在《汤姆·莎士比亚：带轮子的智慧》中，露西·琼斯(Lucy Jones)画出了轮椅转动中，生物伦理学家和残疾人权利活动家汤姆·莎士比亚无法抑制的能量。亚历克斯·卡茨 (Alex Katz) 为安娜·温图尔(Anna Wintour)绘制的巨大而简约的插画将这位《Vogue》女王的冰冷风格发挥到了完美。夹在中间的是杰米·科雷斯 (Jamie Coreth) 为威廉王子夫妇所作的官方油画肖像，带着拉长的身体比例和油脂般的光泽。
亚历克斯·卡茨，《安娜·温图尔》，2009
置身于此时此地——重新设置的展陈自始至终保持着这种效果。观众们乘坐自动扶梯登上伊丽莎白时代的宫廷，在那里，女王被她的许多男性拥护者包围着，他们在被处决或名誉扫地之前的瞬间被壮丽的肖像捕捉下来。转过一个角落，你会在戏剧性的黑暗中看到被聚光灯照亮的葬礼纪念碑。
露西·琼斯，《汤姆·莎士比亚：带轮子的智慧》，2017年
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和他的圆颅党（Roundhead）面对查理一世和他的骑士队，艺术精彩地再现了英国内战。而后，18世纪的伦敦是作家、酒鬼、演员的聚集地。没有人是孤立的，每个人和他们的形象都被视为活跃社会的一部分。
这种完美的例子集中在一个历史性的夜晚，1816年夏天，玛丽·雪莱、她同父异母的妹妹克莱尔和她的情人珀西·比希·雪莱在日内瓦湖拜访了拜伦。拜伦提议举办一场鬼故事比赛，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获胜。他们的肖像被陈列在一起，浪漫的头颅挤在一面黑暗的墙上。
理查德·罗斯韦尔，《玛丽·雪莱》，约1831-1840年
转过身来，你可以从门口看到玛丽·雪莱的母亲:女权主义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约翰·奥佩(John Opie)为其画的纯洁而沉思的肖像中卷起袖子。同样地，拜伦和他的女儿——数学家、世界上首个原始计算机程序员艾达·勒芙蕾丝（Ada Lovelace）各自闪光。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有联系，历史编织在一起。
都铎时期展厅，梅纳特·威克，《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约1510年
英国国家肖像馆成立于1856年，可谓一个知名人物的档案馆。也是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自画像展区之外，首个完全致力于肖像画的美术馆。但其中存在着双重难题——谁应该被包括在内(肖像馆有权委托制作新的图像)，谁应该描绘这些图像?由此产生了第三个问题——如何平衡绘者的地位和肖像的质量。
因此，塞缪尔·皮皮斯（Samuel Pepys）的肖像与这位伟大日记作者戴着的假发一样拘谨，而有争议的传媒大亨比弗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则得到了沃尔特·西克特（Walter Sickert）引人注目的对抗性绘画。女王则分别被皮埃特罗·安尼戈尼（Pietro Annigoni）、布赖恩·奥根（Bryan Organ）和迈克尔·伦纳德（Michael Leonard）绘制成了平滑、呆板和固执的形象。
迈克尔·伦纳德，《伊丽莎白二世》，1985-1986年
但馆长库里南和策展团队在考虑到各自平衡的情况下，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藏品中罕见而意义深远的作品被精美地展示了出来:唯一幸存的勃朗特三姐妹的肖像，虽然已经破损，却被放置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展柜中。简·奥斯汀唯一的肖像，如此之小，以至于出现在一系列完美小画像的结尾，就像不断发展的叙事尾声。
至于极致的戏剧，看看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创办人约书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早期的自画像，他用一只手遮住眼睛挡住光线，同时似乎也在向未来致敬。必须提及的是1776年皇家美术学院展览的焦点作品雷诺兹的《梅的肖像》，这也是肖像馆新收的藏品。这是一幅描绘一位莱亚特岛年轻男子的全身像，他来自塔希提，并于1774年成为首位来到英国的波利尼西亚人。
约书亚·雷诺兹，《梅的肖像》，约1776年
梅的姿态和手势仿照了古希腊阿波罗雕塑，他穿着被露西·佩尔茨（18世纪收藏部高级策展人）描述为“古典和塔希提服饰的混搭……毫无疑问，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异国情调”。《梅的肖像》是雷诺兹作品中保存状况非常良好的一幅。它一直留在雷诺兹的工作室，直到他1792年去世，随后被卡莱尔伯爵购买并挂在他约克郡的城堡200多年，直至爱尔兰商人约翰·马格尼尔2001年购得，如今，英国国家肖像馆和洛杉矶盖蒂博物馆以5000万英镑的价格共同购得该画作。虽然，盖蒂博物馆通过其令人艳羡的收藏基金可以全款购买《梅的肖像》，但就面临着该画作禁止出境的问题，而英国国家肖像馆显然无法承担这样的费用。英国国家肖像馆筹得的2500万英镑包括来自国家文化遗产纪念基金的1000万英镑和艺术基金的250万英镑，其余款项来自私人捐赠。计划是它将在英国展出三年，再前往盖蒂博物馆三年，具体细节仍在制定中。对于英国博物馆来说，花费2500万英镑购买画作的一半份额是一笔很大的费用，但国家肖像馆通过陈列的形式为这次购买提出了充分的理由。
如今，《梅的肖像》挂在18号展厅的正中央，这是1933年建造的杜维恩翼二楼展厅的焦点。负责从英国都铎时期到摄政时期收藏展示的佩尔茨说：“我们想要做的是唤起1760年代到1850年代的展览文化。”在这个展厅的墙壁上，密集而优雅的陈列装饰着肖像画，《梅的肖像》挂在被佩尔茨称之为最“吸引眼球”的墙壁上，墙上还包括了其他当时的名人。
展览现场《梅的肖像》
在英国国家肖像馆中，肖像艺术以各种媒介呈现，从陶制人形的小酒杯（toby jug）到银盐摄影，从教堂雕像到公共雕塑，从大理石半身像到数码打印作品。一个几乎没被使用过的圆形展厅现在成为了一个阴森的死亡面具展厅，窗外的树木将它们颤动的倒影投射在克伦威尔的青铜脸上，显得异常庞大。英国当代艺术家马克·奎因（Marc Quinn）以自己10品脱（4.73升）鲜血铸成的面具，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严重变质，以至于它本身就是死亡的预兆。
摄影在上个世纪末使绘画黯然失色，由此暴露了肖像画廊委托制作的一些拙劣和俗气的肖像作品。但重新陈列后，情况已经不同了，不仅是平庸的绘画存放起来，而且摄影作品的选择也非常出色。乔治·伯纳德·肖（George Bernard Shaw）以温暖的真实色彩呈现，诺埃尔·考沃德（Noël Coward）几乎完全隐藏在黑暗中，马拉拉·优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在谢林·内夏特（Shirin Neshat）的摄影肖像中身着华丽的阿拉伯文字服装。
重修后的国家肖像馆
同期带来的第一场临时展览《耶邦德：生命与色彩》（Yevonde: Life and Colour）也让人欣喜。耶邦德夫人（Yevonde Middleton，1893-1975）是第一位在英国展出彩色肖像的摄影师。她出生于伦敦南部，是早期争取妇女选举权斗士，她在威斯敏斯特的一个摄影工作室中学习，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原创者，对色彩的运用绚丽而夺目。
耶邦德夫人，《红衣女郎：琼·莫德》，1932年
她在猩红和朱红的衬托下拍摄了红发演员琼·莫德（Joan Maude），在蓝色玻璃纸上拍摄了阿金尔公爵夫人（Duchess of Argyll）阴森的面容，她将迈克尔·巴尔孔夫人（Mrs Michael Balcon）装扮成金色，手持猎枪和猫头鹰，扮演女神弥涅耳瓦（Minerva）。耶邦德自拍则穿着时髦的粗花呢套装，手持相机的闪光线——是对这个机智而辉煌的展览的最后感叹号。
耶邦德夫人使用一次成像相机拍摄的《自画像》，
这里重新发现了一些非凡的生活故事。在满墙壮丽的重塑中，有着深入的观察、好奇心、智慧和经验。也许最重要的是，到处可见的幽默感，这被认为是英国人的特质。在这座壮观的建筑欣赏其深蓝色和朱红色的墙壁以及超过千件展品，每次都能对英国的历史、生活和艺术有新的理解。
但被问及是否担心博物馆外的文化战争，或者是否担心被指责迎合潮流时，库里南回答说：“我们并不在做最终定论，虽然让公众觉得我们权威、可信赖和可靠非常重要。但我们在这里发起对话，然后就交给大众来进行辩论。”
注：本文编译自劳拉·卡明的《宏伟的改造》和《阿波罗杂志》艾哈迈德《国家肖像馆对今天的英国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