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吴熙载，清朝时承前启后的一代名家，他在汲取邓石如书法精华的基础上，依托经典汉碑，推陈出新，走出了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
清代是碑学兴起的重要时期，它打破了帖学长久以来固步自封的局面，在取法对象、笔法及审美趣向等方面开辟出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为清代书坛注入一股新鲜而又古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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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熙载在清代书坛以篆书名世，特别是他那一手好似“吴带当风”的小篆更为人所传颂。
《节临兰亭序》
扬州三绝之全才吴熙载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战乱无疑是阻碍创作的一大羁绊，致使已过半百的吴熙载还为了避乱谋生东奔西走。
吴熙载，原名廷飏，字让之，亦作攘之，让翁、方竹丈人、晚学居士，江苏仪征人。
虽一生清贫，却是书画篆刻的全才，四体皆能，篆隶功力尤深，特别以圆劲流美的小篆最获时誉。
同时精金石考证，擅写意花卉，对其后众多书家影响非常大，当时人们把他的书法篆刻、陈若木的画和龚午亭的说书誉为“扬州三绝”。
让人吃惊的是他还精通地理之学，著有《通鉴地理今释稿》。
《清史稿》给艺术家立传的不多，但吴熙载有传。传中称他“博学多能”。“熙载恪守师法，世臣真行藁草无不工，嗜篆分而未致力，熙载篆分功力尤深。”
“秋灯怀梦图”册页
典雅凝整、庙堂气宇型
清代众多书家开始从汉碑中取法，吴熙载是其中较为恪守规矩的一位大师，他的临作以原作为依托，淳厚而有古意，吸取原作的神韵又参入己意。
吴熙载的一生临习过多种汉碑，风格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典雅凝整、庙堂气宇型。其临习较多的为《乙瑛碑》《史晨碑》和《礼器碑》，并称“孔庙三碑”，此三碑皆属于庙堂正体。
《乙瑛碑》
相较原碑，吴熙载的作品堂堂正正，骨肉停匀。尤其用笔丰腴而不失其劲；结体较为方正，笔画较为规矩，如“以”字原碑第三笔舒展的拉出，而吴作将其作收缩处理，长短因势而成，笔画较原碑的瘦劲，吴作显得润泽厚重。汉碑由于年代久远，不易得其用笔，观吴熙载之作可谓得原作神韵。
《史晨碑》
原碑字形方正，秀气雅致。中宫收紧，撇捺波挑左右舒展，开合有度，行笔圆厚肯定，散发出端庄宁静的气度，燕尾方圆多变，姿态各异。吴熙载所临，结字工整细致，中宫收紧而四面开张，波挑分明，但相较原碑的波挑所呈现的方菱形，吴熙载所临的燕尾较为圆润，应是吴熙载对此碑临写时的创新。
《礼器碑》
结构宽绰，笔画瘦硬刚健，收笔转折多处方折，笔画较细而刀法及捺粗壮，构成强烈的视觉对比。
碑文笔画粗细对比强烈，有的笔画中段很细，细如发丝，却如钢铁般坚挺有力，起笔顿笔扎实有利，粗如棒槌，却又姿态灵动，尽管线条变化万千，但通篇和谐自然，在力量感与灵动感的协调上非常出色。
瘦不露骨，不伤于靡弱，显得很有力度。其结体寓欹侧于平正中，疏秀严密。
吴熙载所临《礼器碑》相较原碑线条上稍粗，根据墨迹可以出所用水墨较多，而且也将原帖燕尾的方形多改成圆形，因此，相较原帖，吴熙载所临《礼器碑》线条力量感上稍弱，而厚重感增强。
原碑中有些字的笔画细如发丝，这一点上吴熙载极力模仿，并运用到自己创作中去。
《庐山草堂记篆书六屏》
方拙朴茂，端正灵活
吴熙载对汉代碑刻的第二类为方拙朴茂类，包括《石门颂》和《张迁碑》等。
吴熙载遍临汉碑，取法之广令人叹服，包括一些有争议的汉碑作品如《白石神君碑》，此碑结体方正，字形较其他汉隶结构的扁方较为长方，行笔劲健，强调燕尾，属于端正典雅一路。但对此碑的评价历来争议不止。
《石门颂》
摩崖石刻，不刻意求工而古拙自然，富于变化，流露出天真自然的情趣。为汉隶中俊朗凌厉一路的代表，素有“隶中草书”之称。
此碑结合了古隶特有的率意肆纵和简洁有力，用笔方圆相交，圆笔为主，篆意浓厚，线条多变有趣，笔笔逆峰收势，力道中实，气势凝练。
行笔缓慢遒健，宏伟肃穆。收笔回锋收势，气息内敛，极少处理成燕尾状。用笔圆融有力且含蓄沉厚，结字左右拓展，意态肆意纵横，通篇来看自然天成。
吴熙载所临《石门颂》相较原作比较单字上可以看出他力求相似，结体与用笔都十分忠于原作。
如“㓨”、“过”等字，准确把握了字的精神面貌。在章法上，吴熙载选择了带界格的纸张，每个字都工整的摆放在界格之中，而原帖章法错落有致，并不是整齐的在一行上。
可以说《石门颂》的率意恣纵被吴熙载所吸收，使得其创作的隶书结字生动活泼。
《张迁碑》
东汉晚期作品，结构方整劲挺，棱角分明，结构谨严，笔法凝练。书风端正朴茂，方劲雄浑。初看似乎稚拙，细细品味才见精巧，章法、行气也见灵动之气，沉着有力，古妙异常。运笔多采“方笔”，用笔棱角分明,具有齐、直、方、平的特点。
吴熙载所临张迁碑字形古拙，用笔中掺入了些许篆意，相较原碑圆笔较多。用墨润泽，无干枯笔画。下笔沉着稳定。
对于结体有自己的理解，如“云”、“仁”字的横划作刻意的拉长，使之两横长度对比减小，增加了字态的稳定感。“伯”字吴熙载将左右结构写的十分端正，相较原碑，字型偏方正，又端正中育灵活，颇有意趣。
《谢东宫赉米启》
结语：
吴熙载学习隶书遍地取法，多种汉碑的临习使得其对隶书有了自己的审美观点，他吸收各个碑刻的用笔方法和字形特征，将它们糅为一体，观察其晚年的隶书作品，倾向于圆润厚重的风格，并于细微处奇趣横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