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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当今世界最具传奇色彩的外交家基辛格，迎来了自己100岁的生日。
如今，他仍旧活跃在美国政界学界，接受媒体采访，接待朋友来访，对世界局势侃侃而谈。尤其是，当前中美关系陷入动荡，很多人开始更加关注、重视基辛格的看法。基辛格多次强调“美中之间要对话而不要对抗，应打造和平共处的双边关系”，上周《经济学人》对基辛格做了长达8小时的采访，他再次强调，“人类的命运取决于美中两国能否和平相处”。
基辛格一如既往的务实与理性，与当前美国在对外政策选择上的扭曲形成鲜明对比。冷战结束后，“一超”格局下的美国，在对外政策方面逐步褪去以往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意识形态划线变得愈发严重。而与之相伴的，就是政治战略家在美国政策界的失语——他们固然可以对形势做出精准判断，提出在外交上可行并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建议，但却无法有效转化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比如，早在1997年，美国对苏联遏制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乔治·凯南就喊话克林顿政府，称“扩大北约将是整个后冷战时代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最终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这其实是冷战后的一个长期趋势，只不过其负面效应早先因为美国国力强盛而湮没不彰罢了。
这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形成机制出了问题吗？若是对冷战后三十多年的美国对外政策详加审视，就会发现这些弊病的必然性藏于美国政治制度深处。对美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对外政策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外交问题，而从属于其内政。苏联解体后，自由主义和山巅之城神话的确立使得美国国内将自身制度推向世界的呼声愈发响亮；而美国选举制度的设计又会令民主、共和两党在争夺政府权力时对这一呼声加以应和，那些主张政策审慎、军事克制的对外政策取向，都因为可能会被对手指责为太过软弱而不受欢迎。无论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成为美国对外政策核心议题之一的北约东扩，还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近两年共同呈现出的“比谁更反华”态势，都是这一逻辑的生动体现。
当越来越多政策议题被两党用作赢得权力的武器时，以往那种完整而清晰的美国国家利益，就不可避免地被党争所裂解，也势必出现党派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背离。毋庸讳言，美国的制度设计曾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起到了制衡权力、推进民主的作用；但这一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多元力量之间的民主共识，有赖于一个较为均质的社会。在社会走向分裂、政治走向极化、政争日趋白热化的当下，不光国家利益被党棍和政客们弃之不顾，极端情况下，就连党派利益也会成为政客抛弃的对象。譬如佩洛西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窜访，与其说这是为了民主党的利益，倒不如说这是为了其自身在党内的政治地位。
忙于在一个分裂的社会中争权夺利，谁还会为国家计长远？当下美国政治战略家后继无人的窘境，可能在鼓吹“历史终结”的福山成为座上宾的时候就已经注定。而更让人遗憾的是，美国已经有人开始质疑基辛格，说什么上世纪七十年代和中国的接触是个错误，因为这为美国造就了一个关系不好的竞争对手。当协助尼克松访华和与中国建交这些世所公认的高明政治操作都能成为被攻讦的论据时，还遑论什么政治战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