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戏曲研究史上，王国维和吴梅皆为开一代学术新风的先驱者，如今都已被尊为大师级的标志性人物。比较两人学术研究的短长似乎有些近乎无聊，而且个人学养、性情、兴趣等方面似乎也不具可比性，不是像学生考试那样打个分数就可以比出高低。
不过，这一问题的提出并不是笔者的发明，细究起来还是一桩争论了多年的学术公案。如果不是要执意分出高低输赢，而是结合中国戏曲研究的发展演进过程来探讨这桩学术公案，将两人的学术个性及其对后代学术的影响进行一番比较，倒不失为一个很有趣的学术话题。
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应该是钱基博。他在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讲到戏曲问题，特意将王、吴二人进行了一番比较。他认为吴梅的成就要高于王国维：“曲学之兴，国维治之三年，未若吴梅之劬以毕生；国维限于元曲，未若吴梅之集其大成；国维详其历史，未若吴梅之发其条例；国维赏其文学，未若吴梅之析其声律，而论曲学者，并世要推吴梅为大师云。”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这位老先生虽然也写了几本文学史，却是属于老派学者，眼光见识与新派学者迥然不同，而且仅是他本人就很值得研究一番。其对王、吴短长的评价含有个人的爱好在里面，主观性较强，自然未见得公允，不过他倒是道出了两人治曲的不同特点。
他的观点受到质疑也是自然的，比如蔡尚思先生就曾专门对此进行辩驳，认为：
这样对比，似不够全面和具体。须知在曲学上，文学比声律重要，王、吴二人互有长短，均不可少。王国维只研究三年，吴梅研究到终身，这虽然是王不如吴之处；但王独能在三年内写出《宋元戏曲史》一部名著，就此而论，吴梅就比不上王国维的捷才和卓识。
王国维自我评价道：“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宋元戏曲史》为多。”这就是王国维超过吴梅处。
钱基博又说：“国维限于元曲，未若吴梅之集其大成。”这也是只是以元曲为范围而论的。若讲到学问，王国维比吴梅博得多：王博到曲学之外，吴只博在曲学之内。
至于藏曲之富于自为曲方面，无可否认，当然是王不如吴。这正象甲骨资料方面搜集之富，自然是后优于前。[1]
当然还有折中的观点，比如浦江清认为两人应该并列：“近世对于戏曲一门学问，最有研究者推王静安先生与吴先生两人，静安先生在历史考证方面，开戏曲史研究之先路。但在戏曲本身之研究，还当推瞿安先生独步。”[2]
唐圭璋也有类似的看法：“近代研究戏曲贡献最大的，当推海宁王静安（名国维）先生和吴瞿安先生两人。静安先生从历史考证方面研究中国戏曲的源流与发展，作《宋元戏曲史》，开辟了研究戏曲的途径，瞿安先生则从戏曲本身研究作曲、唱曲、谱曲、校曲，并集印了很多古本戏曲，为中国文学史、戏曲史提供了极珍贵的资料。”[3]
当然，如果纯从知名度的大小来看，吴梅是无法和王国维相比的。但如果采取合乎国情的中庸之道，说两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这自然是容易为各方所接受。但是，这种两面讨好的方式似乎并不利于问题的深入，因此，还是要作一番区别。
如果从戏曲研究的开一代新风来讲，真是各有所长，并不能将功劳都归于王国维。研究者一般将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视作戏曲史的开山之作，这是没有问题的，王国维本人对此认识得也很清楚，说的也很清楚。
但是从对戏曲研究这一学科的贡献来讲，吴梅并不比王国维小，因为他是将戏曲引入大学课堂的第一人，他培养的学生如卢前、钱南扬、任半塘、唐圭璋、王季思、万云骏等后来多成为戏曲研究的中坚力量，如今他的再传弟子们也都成为戏曲研究的骨干。几十年过去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成为入门的经典之作，同样吴梅的影响也可以从当下的戏曲研究中看出。
具有现代学科特点的戏曲研究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可成，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当然，先驱者的推动作用也是要看到的。王国维戏曲研究具有开创之功，其创立的研究范式的启发意义是巨大的，吴梅将戏曲研究引入现代高等教育和现代学术机制也同样重要，正是他们的努力形成合力，奠定了戏曲研究的基础。
以前人们多着眼于学术观念、研究方法的创新，对学术研究得以建立和研究的相关教育及学术制度关注不够，有必要予以强调。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面世后的几年时间里，国内学界并没有什么反应，倒是在东瀛日本引起较大反响，随后有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的问世。直到进入五四新文化运动，戏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建立之后，王国维的戏曲研究成就受到国内学人的高度肯定。
如果没有戏曲的进入大学课堂，进入中国文学教科书，王国维的戏曲研究就很难得到呼应和确认。从这一点上不难看出吴梅进入北京大学开设戏曲课程的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
从对戏曲的具体研究来看，王国维和吴梅两人的治学风格明显不同，王国维的研究具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是深厚的学术功底，治中国戏曲史从最为基础的文献着手，从目录、校勘等方面着手，二是他深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将以前对戏曲的零星研究纳入一种严密的学术体系，予以系统的阐述。《宋元戏曲史》以其系统的观照方式和坚实的文献功夫倾倒了后学者，成为经典。同时也要看到，王国维只看重戏曲的文学特性，他不喜欢听戏。
吴梅的文献功夫不如王国维，这是显然的，曾有人批评他的考证不够严谨，这也是实情。可以说，这不是吴梅的长处，他的长处在音律，在创作，在品鉴，他不仅能度曲、唱曲，而且创作了不少作品。若论这个功夫，可以说，一百多年来首屈一指，这是为人们公认的。他的戏曲研究主要从音乐方面着手，可以说更为看重戏曲的本体。
对后学者来说，戏曲研究方面的成就随着资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也许能达到或超过王国维的程度，但永远无法超越吴梅。
当然，这也与时代学术文化风气的变迁有关，毕竟戏曲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从今天的戏曲研究情况来看，仍是学王国维者多，学吴梅者少。从后学者对两人的传承上，可以看出百年来戏曲研究的一个发展趋势，那就是文学研究占上风，而对戏曲音乐性、表演性的重视还不够。
除了吴梅，还有齐如山，这同样是一个不被充分重视或被淡忘的戏曲史家。从戏曲研究的现状来看，我们更需要吴梅和齐如山。
至于有的学者比较两者的藏曲，这是不具可比性的，王国维虽然颇为重视曲学文献的收藏，其他研究戏曲的时间毕竟有限，后来的的兴趣及精力不在此，未能继续，而吴梅终身不缀。
王国维早已是公认的国学大师，吴梅的名声仅限于词曲领域，即便是在戏曲研究方面，名声也不如王国维。这种显晦的差别不能归咎于人们的偏见，它与两人的治学兴趣及风格有关。王国维的治学方式具有更强的操作性，且契合中国现代学术，而吴梅的治学风格有很多个性化的东西，操作性不强，能传其道者少。因此，对两人的评价也就出现不同。
在今天，就戏曲研究来讲，更有必要强调吴梅的贡献，强调对戏曲自身特性的研究，毕竟戏曲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许多音乐、表演等众多特性，而以往研究者对戏曲文学之外的东西关注太少，结果形成了舞台与研究严重脱节的现状。显然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需要扭转。从当下来讲，戏曲研究更缺乏吴梅这样的人才。
注释：
[1] 蔡尚思《王国维在学术上的独特地位》，《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3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版。
[2] 浦江清《悼吴瞿安先生》，载王卫民编《吴梅和他的世界》第6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 唐圭璋《回忆吴瞿安先生》，《雨花》1957年第5期。
